顧雛軍的罪與張維迎的鍋——兼議郎咸平的是非漩渦
2019年10月22日 1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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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顧之爭”的硝煙早已散去,但歷史積怨卻難以消融。案件反轉初嘗勝果的顧雛軍,難以克制失去了五家上市公司所有股權的不平心境,下決心要讓證監會給個說法。北京高院的一紙判決,尚不知能否扯出顧聲稱的那些不為人知的內幕,讓當年那些扛罪的人、背鍋的人得到稍許安慰。如若因顧案的反轉能引發人們回歸到理性討論國有企業改制發展的正確軌道上來,能夠警示有關部門依法辦事,或許對中國目前的政商、營商環境改善起到相當積極的作用。 ?

周正/文

改革開放40年來,發端于民間而話題大到一定程度且扭動了中國企業改革方向的大鳴大辯,莫過于15年前的“郎顧之爭”。隨著證監會對顧雛軍等人的行政處罰、顧被公安機關立案調查、顧案八人獲刑、出獄后不顧一切喊冤、高院再審、巡回法庭改判、顧訴證監會二審獲勝,輿論大浪蕩起無數泥沙,卷入的人數之多、份量之重、時間之長、后果之重,暫無第二。

15年來,相關的公檢法部門、地方政府以及參與企業改革方向討論卻被蓋上“一頂大鍋”的學者們,均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特別是涉案人員及家屬,承受了巨大的壓力及難以名狀的苦痛。反思整個過程,梳理出若干需要引起全社會重視的問題,或能推動中國法治建設的一小步,這樣的代價也算沒有白付出。

2019年10月14日,顧案又有了新進展。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發布了行政判決書((2018)京行終1233號、1235號),否決了證監會的上訴,維持一審原判,是為終審,這也意味著顧雛軍贏得了對證監會的終審行政訴訟。案子雖然贏了,實際情況卻并不樂觀,嚴肅的法律案件或將面臨搞笑的結果,司法界很有可能出現百年不遇的經典案例。

零:嚴肅案件真會搞笑?

2015年12月,出獄后的顧雛軍向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證監會公開當年對科龍電器立案調查的相關文件。

2017年12月22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作出行政判決,責令證監會限期答復顧雛軍信息公開申請。判決書要求證監會向顧雛軍公開《證券期貨案件調查規則》;同時判決證監會在法定期限內向顧雛軍公開在2005年對科龍電器啟動立案調查程序的主席辦公會議的立案調查理由、立案調查結論、會議舉行時間、參會人員名單、會議內容、會議表決內容、會議紀要等信息。

2018年1月,證監會對上述判決提起上訴。證監會的主要理由是:《證券期貨案件調查規則》屬于證監會內部管理信息,不應予以公開;主席辦公會議相關信息也不屬于《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規定的應當公開的政府信息。這些信息應該保密。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判決支持了顧雛軍的訴訟主張。1233號判決書認定顧雛軍申請公開的《證券期貨案件調查規則》不屬于內部管理信息,證監會不予公開的理由不能成立,證監會應繼續履行政府信息公開的法定職責。1235號判決書認定證監會以信息屬于國家機密為由不予公開的主張,沒有證據支持,理由也無法成立,證監會應繼續履行政府信息公開法定職責。

顧雛軍是10月15日收到終審判決通知書的,通知書不僅支持了一審關于撤銷涉訴行政告知書這一決定,還否認了證監會以保密為由不同意公開相關信息的要求,證監會必須就顧的這一信息公開訴求重新給出答復。從這個意義上說,顧訴證監會案完勝。

但上帝似乎跟顧雛軍開了個無比不嚴肅的玩笑。在本案一審期間,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尚未修改,證監會依據當時的《條例》做出了不公開的答復,不公開的理由無外乎保密信息。在二審判決否定了證監會的理由之后,證監會似乎很難再有別的什么理由繼續其不公開的行為,畢竟《行政訴訟法》對于行政機關重新作出行政行為有所約束,要求行政機關不得以相同的理由和事實來對待需要重新作出行政行為的司法判決。也就是說,證監會在重新作出信息公開的答復時,不能不公開《證券期貨案件調查規則》以及2005年證監會對科龍公司啟動立案調查程序的主席辦公會議立案調查理由、立案調查結論、會議舉行時間、參會人員名單、會議內容、會議表決內容、會議紀要等重要信息。

然而,立法與司法在時空上的交錯無意中讓本案有可能上演魔幻情節。顧雛軍拿到二審判決后發表的一番激烈言詞能否夢幻成真,需要打個大大的問號?時鐘回撥一點點就會發現,2019年5月15日,國務院頒發的新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正式施行,新條例明確規定政府信息以公開為常態、以不公開為例外,并明確規定了幾種可以不予公開的例外情形,除原有的保密信息不公開之外,新條例還明確列舉了行政機關內部管理信息、過程性信息、行政執法案卷信息也可以不公開(法律法規規章另有規定的除外)。

時空轉換,顧雛軍在提起訴訟以及一審判決時,適用的是尚未修改的舊條例,到了二審判決出臺以及證監會日后做出重新答復時,卻面臨的是修訂完畢并已進入施行狀態的新條例。證監會一直不予公開的涉案七項信息會不會在新條例下又多了一重不予公開的理由呢?倘若如此,顧雛軍在這時空穿越中肯定要暈了,令其訴訟之路再多一劫——雖然保密理由被否,但證監會有機會以新條例為自己爭取有利的局面。

就顧雛軍申請信息公開一事以及本案判決可能面臨的問題,筆者電話請教了中兆律師事務所律師、原科龍副總裁嚴友松的辯護律師李江。20年前海南凱立訴證監會的行政案件中,李江就是海南凱立的代理人,那是證監會迎來的首例敗訴案件。科龍案件立案后,李江曾代理嚴友松申請過行政復議,并參加了證監會召開的復議聽證。對于顧雛軍申請公開的這些信息究竟應不應該公開、有沒有必要的問題,李江認為,顧雛軍案件的信息原本不只有政府信息公開這樣一條路徑。按照現行法律規定,行政處罰奉行公開原則,行政機關應當保證當事人的知情權,并向當事人出示處罰依據和證據。在行政復議環節中,當事人也可以查閱案卷,從而獲知必要的執法信息。如果還不能滿足知情權的需要,也可以啟動政府信息公開申請程序。李江認為,在當年針對顧雛軍、嚴友松等人的行政處罰程序以及行政復議聽證過程中,證監會也曾經出示過有關證據,只是沒有顧雛軍在本次政府信息公開申請中所要求公開的這些信息。現在,作為案件當事人,顧雛軍要求獲知這些信息并不為過。尤其是新修改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已經刪除了“三需要”門檻,就是要為信息公開提供便利,以期最大限度地推動建設陽光透明法治政府的目標。在此背景下,顧無論是基于什么理由,都有權去了解和掌握對自己終生造成巨大影響的該案的相關信息,如果是為了取證,就更有必要。顧不惜通過行政訴訟程序來申請信息公開,也足見其當年在行政處罰以及行政復議程序中獲知的信息有限,也說明這些信息對顧具有重要意義。

對于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的這兩份行政判決以及案件的前景,李江持謹慎態度。首先,顧的勝訴并不等于相關信息就一定能夠公開。法院只是認定證監會不予公開的理由無法成立,從而判決證監會重新作出答復,也就是重新作出行政行為。司法判決并沒有責令證監會公開相關信息以滿足顧的要求。其次,證監會在重新答復時,必須遵守的限制條件只是不得以同一事實和同一理由重復作出答復,但并不等于證監會不能以其他理由作出與此前一樣的不予公開的決定。證監會依據法院判決作出重新答復,實質上是一個新的行政行為,可以根據該行為作出時的法律法規為依據。這樣,2019年5月施行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就很有可能成為案件的關鍵。簡單地說,證監會如果主張上述信息應按過程性信息或者案卷信息來定性,那么,顧雛軍則又會面臨這些信息究竟是不是過程性信息或案卷信息、可不可以公開的問題。就此擔憂,李江還特地提到了最高法院的一個關于行政許可法的司法解釋。在那個司法解釋中,對于依申請而實施的行政許可發生訴訟時,解釋規定的審判原則是“人民法院審理行政許可案件時,應當以申請人提出行政許可申請后實施的新的法律規范為依據。”

李江認為,北京高院這兩份判決在實質內容上是有差別的,1233號判決的前景相對樂觀一些。該判決認定《證券期貨案件案件調查規則》不屬于內部管理信息,明確否定了證監會的實質性主張。即使日后也很難認為這一規則屬于過程性信息或者案卷信息,證監會幾乎沒有不予公開的理由。而1235號判決就有所不同,該判決只是認定證監會主張保密信息的證據和依據不足,因而不予公開的理由無法成立。但對于這些信息究竟是屬于什么信息并無定論。證監會在重新作出答復時,如何定性這些信息就是一個值得關注的事情了。

顧雛軍本人則表現的非常樂觀,他對筆者說,法院判一個人違反了刑法,首先得讓人知道刑法的內容吧,不然大家怎么做才知道沒違反刑法呢?同理,證監會對上市公司立案調查,也應該讓所有的上市公司知道這個立案條例才行啊,否則誰也不知道公司觸碰到了什么規定會被立案調查,或者說任由證監會自行掌握立案標準的使用權?顧更為樂觀地認為,只要證監會按北京高院的判決公布《證券期貨案件調查規則》,證監會相關人員違法違規的事情就會暴露無遺。

蹊蹺的事情就這么發生了,如何演變還有待觀察。終審判決雖然沒有要求證監會立即答復,但按規定,需要在20個工作日內做出新的答復。證監會如何答復、顧是否認可新的答復還無法判斷。有律師認為,如果顧不接受新的答復,仍可再次起訴證監會。

壹:顧雛軍的罪

2019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宣布了顧案再審結果,與嚴友松等人被宣告無罪有所不同的是,顧并未完全脫罪,只是部分無罪且被減刑至五年。滿懷憧憬希望完全脫罪的顧雛軍,怒氣匆匆地沖出休息室直奔機場,當天晚上就回到了北京。似乎在北京比在廣東更能讓他多一些安全感,即便廣東曾是他達到事業巔峰之地。

顧對筆者說,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用畢馬威報告中“懷疑和格林柯爾系公司有關的公司發生的不正常現金流”給其定罪五年是故意給他留個罪名,是與黨中央的精神相違背的。著名律師李江認為,根據疑罪從無的原則,不應用“疑似”的事情作為證據定罪。而且,在審理顧雛軍案件過程中,從一審、二審到巡回法庭再審,檢察機關有大把的時間就懷疑的問題進行調查取證。如果證據確鑿,庭審時就應公布證據,同時,判決書上也應寫明依據什么證據量刑五年的;如果證據不充分,這項罪名就不能成立。

時間回轉到2005年7月29日,等候在首都國際機場的司機沒有接到顧雛軍,打電話到廣東詢問老板是否更改了行程。科龍的高管們馬上意識到,顧可能未走出機場就被帶走了。

雖然早有跡象,但當這一天真的來了,許多科龍的高管還是不愿意相信。此前,顧和他的部下正在尋找有實力的買家,準備轉讓科龍的股權。顧覺得,所有的監管行為都是有人故意為之,就是沖著他來的,他想離開順德,離開這個傷心之地。而此前顧曾經對部下說,我對順德是有重大貢獻的。

成也科龍 敗也科龍

2001年始,顧通過順德格林柯爾收購了科龍電器;之后又收購了美菱、ST襄軸、亞星客車,不僅成為白電行業一方霸主,還成功地進入了汽車行業。家電業是中國最早向民營經濟開放的領域之一,結果成了中國最有國際競爭力的行業之一。而汽車領域,盡管李書福們哭著喊著要求放開,還是沒能在各大國際汽車品牌殺進中國之前產生有一定競爭力的國內品牌。

被ST了的科龍原本是順德不錯的家電國有企業,慢慢也得了和其他經營不善的國企一樣的病,2000年年報虧損高達6.8億元,這個量級的虧損對一個地方國企來說還是相當瘆人的。而且大家也不看好2001年,事實上,2001年虧損高達16億元,據說大股東還欠著上市公司兩億多元的資金,至今沒人追問這筆欠款是正常拆借還是非法挪用。雪上加霜,債權銀行要求拍賣科龍股權還債,政府急呀,四下物色買家。幾番比對、討價還價,最后顧被告知有一天考慮時間,價格降到3.48億元,要就要,不要就算啦。

顧原本報價3億元,高出4800萬元讓他有點不甘心。當天晚上召集部下部緊急開會討論,為了不錯過機會,最后決定按3.48億元買下來,持股20.6%,作為單一大股東入主科龍。第二天就過戶,在15個工作日內把3.48億元交給對方。他認為,科龍整體上還是不錯的,最大的問題是管理機制不好,內部成本控制不嚴,蛀蟲太多。當年的采購負責人,在四家供應商里有干股。

之后的兩年,科龍發展順利,2002年繳稅2.6億元,2003年繳稅5.6億元,逢年過節,政府官員不是慰問就是請吃飯。此時的顧雛軍頗有些春風得意,而忘形與得意往往如影相隨。

不知顧事后是否意識到,其忘形處之一,證監局進場調查,顧從不露面;忘形處之二,不顧同行互不貶損的“默契”,公開指責當地明星企業美的重復計算銷售收入,弄得各方都很沒面子。

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禍,也沒有無緣無故的鍋。在顧雛軍出事兒之際,北京大學教授張維迎也因為替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家說話,在史上赫赫有名的“郎顧之爭”中背上了收受顧雛軍黑錢的一口大鍋,張維迎收沒收顧雛軍的錢,下個單元再詳細介紹。

這里且說顧雛軍真正走進廣大吃瓜群眾的視野,往前追溯,離不開2004年8月初郎咸平在復旦大學的演講和同期發表在《新財富》雜志上的文章,即《郎咸平:在“國退民進”盛宴中狂歡的格林柯爾》,標題值得現在所有的網絡小編學習。文中的顧雛軍,當仁不讓成了這場盛宴中的獵食者。

彼時,顧雛軍或許還沉浸在功成名就的喜悅之中,對于這篇即將引發一場大討伐的文章并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當時顧簡單地理解為是郎對其一筆公關費不滿導致的個人恩怨。于是,顧只是簡單地公開了多年前郎教授曾長期使用過格林柯爾陸港兩地車的一樁舊事。后來雖然在香港起訴了郎,但因自己吃了官司而不了了之。顧的老部下認為,正是郎咸平的這篇文章將科龍推向輿論風口,導致證監會以科龍“違規擔保”為由進場調查,最終以顧雛軍等八人入獄為結局收場。

吃瓜者獲刑 董事長助理抱憾離世

廣東高院二審對顧雛軍判決的第一項罪名,正是顧為了收購科龍而倉促成立的順德格林柯爾虛報注冊資本罪。

公開資料顯示,順德格林柯爾是2001年10月在容桂鎮人民政府出具擔保函的情況下得以注冊的。2002年的公司法要求收購金額不得超過注冊資本金的50%,而且要求實繳,彼時的顧雛軍還真沒有像他吹得那樣“本老板不差錢”。據參與收購的工作人員說,顧拿不出那么多現金去注冊,于是將顧的十幾項專利無形資產作為注冊資本,占比高達75%。最初年檢沒通過,容桂區辦事處(原容桂鎮人民政府)第二次出具了公函才使得順德格林柯爾得以通過年檢。

顧是聰明人,知道這里面有坑。而隨后的填坑動作不僅讓他本人獲罪,還連帶著老部下劉義忠、姜寶軍、張細漢一同獲刑。

庭審中,張細漢的律師是這樣陳述的:時任深圳格林柯爾負責人的張細漢,接到劉從夢的電話,說老板要轉賬,讓他派人把“章”送過來。涉及到公章財務章,張怕路上有閃失,帶著助手小莫一同到了順德。二人如約來到順德某農商行,時任科龍總裁劉從夢帶著董事長助理劉義忠已經等候在那里。劉從夢讓助理帶著小莫去辦事兒,自己和張細漢坐在行長辦公室休息。等候期間,張細漢吃了一片西瓜和幾個小西紅柿,并未參與直接的轉賬過程。就吃了一片瓜的功夫,這位中科院碩士便獲刑一年緩刑兩年,處罰金10萬元,實際關押了兩年半。難怪張細漢在再審宣判前與嚴友松聊天時不無調侃地說,他的牢獄之災都是一片西瓜惹的禍。

劉義忠時任科龍電器董事長助理,和總裁一起到銀行現場辦理了科龍至格林柯爾系之間的轉賬手續。作為執行人,二審與張細漢一樣獲罪一年緩刑兩年,處罰金10萬元,實際關押兩年半。劉義忠學歷不低,是個博士,但作為董事長助理,老板的指令豈敢不執行?更何況,是總裁親自帶著他到銀行辦手續的。董事長助理獲罪而總裁卻毫發無損,劉義忠庭上庭下一直喊冤。出獄后為養家同時打好幾份工,發現癌癥時已經是晚期,于2012年2月病故。

在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開庭時,劉義忠的妻子全程旁聽。2019年4月的清明節,獲悉最高院即將宣判,她專程到劉義忠墳前送信兒,以此告慰這位抱憾離世的劉博士。

劉從夢在“農口”工作過,有與政府打交道的經驗。收購過程中,顧委派劉從夢負責與政府大股東對接,常駐容桂,收購的框架都是他在前方談的。也許是收購有功,劉被顧派到科龍任總裁。庭審中,有律師提出,劉從夢直接參與了整個收購過程,而且是格林柯爾方與政府的對接人,如果注冊有問題,劉的責任更大;而且轉賬的時候劉從夢也在場,為何總裁劉從夢沒有被提起公訴反而是董事長助理獲刑?法官當場表示,劉從夢不在此案審理范圍之內;但事后也沒見劉被另案處理,瓜民們對此猜測不已。

同樣不在此案審理范圍之內的還有容桂鎮政府(官員)。如果說順德格林柯爾是違規注冊,那容桂鎮政府難辭其咎,政府招商行為不規范,才讓顧有了“騰籠換鳥”的空間。再退一步說,如果顧不通過走賬湊夠12億元格林柯爾的注冊資本,也就沒有后邊的顧雛軍案了。

顧雛軍等人喊冤,與上述事實不無關系。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再審,考慮到公司法于2005年已經修改了無形資產注冊比例,且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將二審判決的虛報注冊資本罪改判為無罪,最終保留了前面提到的五年刑期。

復盤陳年舊事,并非要給誰“追認”個罪刑,只是想把塵封在歷史中的東西理一理,給各方面提個醒而已。畢竟,中國的改革和法治建設都是一步步摸索著石頭過河走過來的,并在發展中不斷完善的。事實上,地方政府也挺不容易的,急于脫困又找不到有實力的買家,才會有了一些急就章的操作。

不過,當時給困難國企選擇“女婿”的重要標準還是要找個做實業而非股權炒作的買家。也許正是當地官員力主引進民營企業的做法,才使得容桂所在地順德乃至整個佛山,成為民營經濟發展最好的地區之一,也是“中國制造”的重要核心產區之一。

功焉?過焉?一言難盡!

身陷囹圄未能奔喪,無法釋懷之痛

顧失聯的第二天,堅守在廣東的科龍副總裁嚴友松,原本約好與海信老板及政府官員會面,討論海信收購科龍事宜。為了不牽連他人,特別是不想牽連政府官員,臨時取消了會面。當晚在一個面館吃面時被警方帶走。

嚴是北航的碩士,在科龍分管銷售,無論是挪用還是擔保,自認為只要和錢有關的事都扯不上他,信心爆棚。因此,盡管風聲越來越緊,他依然堅守廣東,協助股權轉讓談判。

說到科龍被收購,這里插播一條花絮,2005年5月,筆者聽說顧打算把科龍賣掉,專門打電話給長虹電器董事長趙勇,問他對接手科龍是否有興趣。趙勇毫不含糊道:當然。筆者當即告訴趙董,信源可靠,抓緊跟顧談吧。

時任長虹董事長的趙勇,原本是是四川綿陽副市長,在長虹海外公司出事兒后,接替倪潤峰執掌長虹大印。趙年輕有為,在長虹最困難的時候沒有半點官氣,泥里爬水里滾把長虹拉上岸。但長虹只是黑電巨頭且財務狀況不盡如人意,正需要有新的發動機帶動整體發展,如果能率先走進白電領域,實現“白+黑”,長虹的整體競爭力將會提高一大截。彼時的趙勇已經對家電行業了如指掌,收到筆者的電話連一秒鐘都沒猶豫。后來筆者聽說,因為海信報價高,長虹沒有搶到科龍,轉身收購了美菱。顧出獄后表示,應該把科龍賣給長虹而不是海信,個中原委只有顧本人最清楚。

話說科龍這位銷售副總裁嚴友松,是怎么也沒想到自己能進監獄,從在監獄里第一次會見律師到最終被判無罪,他一直認為,家電業普遍存在的“壓貨”行為不應該算作財務造假,他多次跟筆者提到,如果把會計年度調整到5月起始就會清楚看出,因家電銷售季節性周期所產生的壓貨行為并非是企業財務造假,而是行業銷售普遍的特征。其代理律師李江、袁軍一直在為其做無罪辯護。

但起訴書認為,顧及其管理層在四年經營期間,為粉飾財報而在年底進行突擊壓貨,存在虛增業績的主觀故意。作為分管營銷的科龍高管嚴友松覺得非常可笑。年度壓貨是家電行業的慣例,今年壓給經銷商的貨,明年開春經銷商就都得幫助把貨銷售出去,實在銷不出去的退回來,年底進行下一輪壓貨,周而復始。從財務角度看,去年壓貨形成銷售額,增加了去年的銷售,同時也侵蝕了今年的銷售。站在四年連續經營的角度看,這種相近規模的連續性壓貨行為與年報業績粉飾沒有直接關系。相反,今年底的壓貨對上一年壓貨做出補償,從而從動態上對科龍財報做出修正,讓科龍財報更真實地反映了科龍當期經營的真實情況,這符合企業會計八大原則之一的可比性原則。從事后數據上看,在顧接手后,科龍年底壓貨總量都沒有超過當年銷售額的5%,其壓貨比例遠低于顧接手科龍之前。強行把壓貨與虛假粉飾財報關聯是枉顧事實,有強行加罪之嫌。行業廣泛采用壓貨銷售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即各廠商年底通過壓貨實現對經銷商資金資源的爭奪。

進去的第一天,別人都緊張得睡不著,嚴卻坐在椅子上睡了一晚。在看守所的頭幾個月,嚴也一直在使勁地睡覺。他說,在科龍太累了,正好可以利用這段時間休息一下。用不了三兩個月,案子查清他就能出來了,出來后又得挨累。

然而,情節沒按他的想法往下發展。突然有一天,嚴想起證監會在科龍巡查時,一位處長說過:“信不信我要查你就能讓你在里頭呆上兩年半。”處長一語成讖。無巧不成故事,嚴友松于2005年7月29日被帶走,2008年1月30日被放出來,在里面整整呆了兩年半,過了三個春節。嚴友松沒想到他的實際關押時間比被判決刑期時間長出來那么多。

看守所是關押犯人的地方。20多人的號子,有強奸犯、詐騙犯,還有殺人犯。殺人是重罪,犯人脾氣十分暴躁,其他人隨時可能遇到危險。為了不讓自己絕望,也為了不讓自己變成癡呆,嚴友松把里面能找到的所有武俠小說都看完了,還借來了牛津英漢大詞典,從頭到尾背了三遍。

里面的日子無論多難熬,總會有出來的那一天,嚴覺得自己無罪,所以對生活的希望一直沒有放棄。不幸的是,一直將嚴友松引以為傲的嚴父,精神受到打擊后不到半年就撒手人寰。因為被關押,父親病危嚴時沒能探望,嚴陷入深深自責中。得知父親去世的消息后,嚴立即申請給家里打個電話,安排一下家事。嚴家在農村,經濟并不富裕,兒子名牌大學畢業,平日里大事兒小事兒都是兒子拿主意。老人去世,嚴友松希望,即使不讓回家奔喪,至少可以打個電話給家里。

獄方沒有馬上同意,說是要調查一下。事情就這么奇怪,嚴父的身份證與檔案記錄差了一個號,獄方認為嚴提供的信息有問題,不能證明嚴父過世,結果嚴友松在父親去世時竟然連個電話都沒打成。這件事讓他一直無法釋懷。嚴一直納悶,什么人為了能給家里打個電話會說謊,騙人的理由竟然是父親去世了呢?

草民還是草民,不服再戰

太陽每天升起,希望還會有。

至暗時刻,有人跳樓,有人隱于山林,但跌倒后爬起來的企業家也不少,廣受贊譽的是原紅塔集團的褚時健。褚老爺子推出褚橙時,從未謀過面的筆者敬重他的不屈不撓,買了不少褚橙當禮物送人。高院再審,顧被改判五年。無論他本人對判決是否服氣,這是他眼下必須面對的局面。站著說話不腰痛的筆者認為,不服可以再戰——再戰商場。

許多人也在猜測,顧能否成為第二個褚時健?

顧的老部下也都希望他能放下過去,重新來過。至于如何東山再起,可做的事情有不少:以自身經歷釋法、著書立說,推動法治進步;弄個企業管理智庫,提供管理咨詢;或者再玩個大點的,重新進入實業。但顧也曾經說過,如果不能全部改判,他是不會再經商了。顧告訴筆者,他的一篇物理學論文即將發表,這是他離開科龍后所做的一件最有意義的事情。如果這篇論文能在學界產生一定的影響力,此生足亦。

科龍一位前高管說,在制造業,顧還是有經驗的。顧進去前,科龍和國際最大的家電品牌伊萊克斯的合作已經談了多時,主要內容包括兩方面:伊萊克斯200升以下的冰箱都由科龍代工,顧當時已經整合了國內那么多冰箱產能,正有此意;伊萊克斯白電中國市場交給科龍營銷團隊去做。同時,科龍也可能通過伊萊克斯的全球通道把產品推向國際市場。顧曾公開放話,要做全球“冰箱大王”。如今,“冰箱大王”已成一夢,顧只能面對現實先解決生存問題。

2019年4月11日,顧雛軍致函江蘇省委書記婁勤儉,討要揚州亞星客車的股權,踏上了尋求財產退還的路程,這恐怕是他眼下最想做的事了。

貳:張維迎的鍋

企業家,他跟一般人不一樣,他就是有信心。別人認為不行而他認為行的事兒,即使大多數人都認為不行,他還是會認為行,而且還會繼續往下做。我覺得,這種精神,只有少數人才有。

——張維迎

橫掃民企之“郎旋風”

2004年,郎咸平風頭無兩。

6月17日,搜狐網刊登了時任首席經濟顧問郎咸平的專欄文章:質疑TCL股權改革方案。7月底,又推出了《四問海爾管理層》;8月3日,郎在復旦大學發表《格林柯爾:在國退民進的盛宴中狂歡》的演講,同名文章發表在當月的《新財富》雜志上,彼時郎還兼任《新財富》首席經濟學家;8月11日,《經濟導報》刊登了《郎咸平舌戰海爾:張瑞敏身份是國家干部》;8月13日,和訊專訪郎咸平“是誰在合謀‘剝削’國有資產”;8月26日,郎接受鳳凰衛視專訪:中國需要立刻停止國企產權改革。在刮起這輪炮轟民企的旋風之前,郎咸平就因劍指德隆而小有名氣。

其時,郎咸平指責顧雛軍的罪名和指責張瑞敏、李東生的罪名如出一轍——侵吞國家財富。郎說,顧雛軍號稱動用了41億元收購資金,實際投入不過3億元,用安營扎寨、乘虛而入、反客為主、投桃報李、洗個大澡、相貌迎人、借雞生蛋的七板斧巧取豪奪了大量國有資產。

對于郎咸平的攻擊,張瑞敏和李東生均采取了“不予理睬”的態度。

顧雛軍卻完全不顧部下的阻攔,于同年8月17日向香港高等法院遞交了起訴書,以涉嫌誹謗罪起訴郎咸平。有人接招,郎咸平求之不得。顧在香港召開媒體見面會后,輿論炮火立馬集中對準了顧雛軍。隨著顧被立案調查,郎咸平瞬間成為網紅大V,被賦予了一個響亮且極具正能量的綽號——“郎監管”,江湖人稱“平民證監會”。而那些曾經公開表態支持民營企業、發展民營經濟的學者被罵得狗血噴頭。

郎顧之爭被分成兩大陣營

2004年8月28日下午,北京建國門內大街7號的一間會議室里,一個“批判主導中國產權改革20年的新自由主義學派”的研討會正在進行。到會的人員有張文魁、郎咸平、楊帆、楊德明、左大培、韓德強、楊斌等人,郎咸平第一個發言。郎發言時專門強調,主辦方還邀請了吳敬璉、張維迎、林毅夫、茅于軾等人,但他們因各種原因都沒到場。

國研中心企業所的張文魁就“中國是否應該停止國企產權改革”講了七點意見,核心觀點是國企改制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應該重視并盡快完善制度,但不應因為出現問題而否定改革方向更不應該叫停。在場的人只有他的觀點與眾不同,承受了相當嚴厲的“商榷”。如果他能預想到更嚴厲的質疑還在網上等著他,他是否還會愿意參加這個會議呢?

從這個研討會開始,“挺郎”與“倒郎”幾乎成了是否支持國企產權制度改革的通俗評判標準。筆者也俗一回,權且把支持國企產權制度改革的學者簡稱為“倒郎派”。

除了張文魁,參加上述研討會的人都被劃入“挺郎”派。會場外面被劃為“倒郎”陣營里的人很多,最著名的當屬張維迎與周其仁兩位教授。筆者年輕時也挺好學的,沒少到北大蹭課,因為蹭課也認識了很多教授。博弈論蹭的就是張維迎的課;蹭周其仁的課很慘,教室爆滿經常在過道站3個小時,每次課下來收獲頗豐,于是私下里給周其仁改名叫“周奇人”。當然,這些老師都是站著講課。

2004年9月11日,這位向來不找事兒但也不怕事兒的“奇人”突然同意接受了《經濟觀察報》的專訪:問題已經從指控三家公司侵吞國資升級為“所有產權改革都在侵吞國有資產”,“拍腦袋產生出來的產權改革思維,正是我們的國有資產大量流失到私人企業家手中的重要理論根據”。而區區在下,雖然至今尚沒有被郎氏攻擊波點名批判,但近20年研究的就是產權改革,白紙黑字寫下的文字,向來對產權改革的實踐和理念不遺余力。有人高調叫陣,不出來應一句太看不起人家。

最讓周其仁忍受不了的是:郎咸平已經聲明,不但要“結束‘國退民進’的產權改革”,而且要“改變國家政策的方向”,把中國變成“大政府主義的國家”。本來郎咸平們喜歡什么樣的體制,自有他們的自由,他們愿意在大政府、大國有制下討生活,我沒有意見。但是誰也不要指天劃日,非要把不愿意過那種日子的人也強拉進去。我不代表任何別人,只代表我自己。自從上世紀60年代末到東北國營農場上山下鄉,我對那種名義上是全民財產的主人,實際上眼看眼鼻子底下的浪費和揮霍都無能為力的體制早就夠了。要知道郎咸平現在討論的是國家體制,要是真按他的路線走,我自己連一句話也不曾講過,到時候何處去找后悔藥?

周在這次訪談中詳細介紹了他對科龍的看法:創業人團隊的領導人叫潘寧,上世紀80年代從手敲電冰箱開始,做成南方最大的冰箱王。也是實際的產權與法律所有權脫節,雖然公司后來到香港上市,但控股權還是“集體”的,其實就掌握在鎮政府手中。這樣的公司,政企分開談何容易?當年是靠潘寧等人的創業貢獻和威信,才大體維持了一個我叫做“企業家控制的企業”的格局。可是潘寧的身份也是“國家干部”,到年齡就要退。潘退下以后,公司管理有一個過渡,接著就是所在地鎮政府的頭頭憑控股權到科龍當了家。格林柯爾是從這個頭頭手里收購科龍的。撇開細節不論,我認為科龍的主要教訓就是潘寧時代沒有及時發起并完成產權改革。如果還是潘寧掌控科龍,或者在創業人時期就完成改制,我認為格林柯爾入主科龍不會那樣容易。所以,企業家控制權不是可靠的長期制度安排,沒有合法股權的保護、激勵和約束,控制權靠不住。我一直為當年的科龍耿耿于懷,提醒其他類似的公司引以為戒。

郎咸平指導下的論文說,“當年顧雛軍在‘科龍改制’中途乘著‘國退民進’的東風,帶著自己的神秘資本突然降臨正處于危機之中的科龍,將‘新民企’的資本與中國家電企業長期痛苦的產權問題結合:科龍易幟,大股東順德政府套現退出”。這一點周很不認同:我認為不是科龍改制才給了格林柯爾機會,而恰恰是科龍沒有及時改。賣出科龍的鎮政府頭頭我也拜訪過,是非常強悍的人物,要不是無路可走,決不愿意放棄科龍的控股權。今天海爾的張瑞敏比當年潘寧年輕,大小環境也有很大不同,更重要的是海爾已經開始探索產權改制。中國出一個好公司不容易,為長治久安,不留歷史性遺憾計,惟有大膽改,加快改,千萬不要被無謂的指控嚇住。

周還把這次“郎旋風”涉及的三個案例做了小結。海爾背了大集體所有制的歷史包袱,要界定存量資產,被郎咸平先后指責為“侵吞國資”以及“侵吞大集體資產”;TCL的政府與企業家面向未來簽訂利潤分成、高管持股合約,郎咸平指責“國有資產稀釋和轉移”;科龍沒有及時改,“打工老總”到點下課,政府“老板”親自上陣打理,(ST后)落個被格林柯爾收購的下場,又被郎咸平說成是為產權改革提供了“國退民進”的盛筵。我是想破腦袋也想不出來,到底怎樣郎咸平才覺得對?

此前的2004年8月24日,《經濟觀察報》刊登了與《證券市場周刊》聯合采訪張維迎的重頭文章“張維迎回應郎咸平:善待為社會做出貢獻的人”,這篇文章打破了所謂“主流經濟學家的沉默”,網上開始了長達10多年對張維迎的“批判”甚至辱罵。

張維迎收沒收顧雛軍的黑錢

《證券市場周刊》是在2004年8月28日刊登的上述聯合采訪的文章,標題是:國企改革是國人的共識,同時還配發了“是非郎咸平”一文。

指責張的文章鋪天蓋地,特別是在顧被調查之后。2004年9月,《南方都市報》發表了署名鄢烈山的文章指責《張維迎“站”在哪里說話》。12月,人民網帖出了:張維迎的“妓女心態”能撇清自己嗎?僅僅看著這些標題,就夠張維迎喝一壺的了。事情并沒到此結束,罵張的文章并沒有因為時光進入2005年而減弱。

2005年5月,《證券日報》發文“郎咸平笑了、顧雛軍傻了、張維迎錯了”。7月,《人民日報》下屬的《國際金融報》接連發表了“郎顧之爭收尾:中國資本大鱷和主流經濟學家露出畫皮”和“科龍風暴令張維迎等反郎主將集體失語——怕什么?”兩篇雄文。8月,《國際在線》署名王石川的文章更直接:張維迎的道德底線在哪里?9月,《IT時代周刊》發文:張維迎收了顧雛軍的黑錢嗎?這篇文章只問不答,更沒有證據調查。

張維迎也夠心大的,兩年來被罵成“狗血”,還能正常講課、寫文章。張是陜西人,《西安晚報》的一篇文章著實讓他無法面對家鄉父老,標題很醒目“張維迎的羊頭與狗肉”,這家晚報的小編夠狠。

媒體人的春秋筆法讓張維迎哭笑不得。8月初,《證券時報》的一名記者撥通了他的手機,當時他正在開車,怕有急事就接了免提,記者想采訪他,他不同意。記者說你對顧被抓有什么看法,張為了盡快結束通話就說了句我跟他不熟也不了解情況談不上有什么看法。第二天,這個記者的文章就出來了,被網絡廣泛轉發,張被指責為在顧出事后進行切割。至今還能搜到人民網的文章“張維迎:‘不熟’兩字,就能抹殺事實?”。

筆者曾經問過張維迎,為何在這么敏感的時期冒冒失失地說出了與顧不熟這樣的話?張說他之前剛好看到一篇文章,在否定張文魁的觀點時說張文魁參加了科龍成立20年論壇活動,收了巨額出場費,該文故意把張維迎列在后面,意在告訴大家,說了對顧有利觀點的張維迎也是拿了好處費的。正趕上一個自稱是記者的人打電話給他,當時他正在忙,就沒好氣地說了“不要問我,我跟他不熟悉”之類的話。上篇文章僅僅是暗示也就罷了,《IT時代周刊》的報道就演變成了鐵證。2005年9月1日,該刊發表的“張維迎收了顧雛軍的黑錢嗎”文章中寫到,“據媒體報道,有關部門已發現了科龍轉賬給張維迎、張文魁等經濟學家的巨額轉賬支票票據”。該刊既沒有說明是哪家媒體,也沒有曬出支票票根這個有力證據,更沒有說巨額到底是多少。筆者也曾問過張維迎收顧大額黑錢的事兒,他說他連顧雛軍的一口水都沒喝過。這一點,顧雛軍應該最清楚。

這兩篇文章在網絡上瘋傳,《中國青年報》這樣的官媒的加入,幾乎坐實了張維迎就是企業家而且是“問題企業家”利益集團的代言人。

為什么是張維迎

張維迎青年時期就已成名,發表過相當多非常有份量的學術文章,長期從事企業理論研究,在早期經濟改革時期建言獻策深得社會各界的認可。為何一句要善待對社會有貢獻的企業家,就招來這么多的罵名?

他的同事和老鄉,北京大學金融經濟學教授宋國青是這樣評價的:廣場上,陽光明媚,一個頭頂上有個虱子的禿子大搖大擺地走著,很多人看到了都不吱聲,張是那個會大聲說出來的人。如果此時有人辯解說那不是虱子,是個痦子時,張會說“你錯了,不是痦子,就是個虱子嘛”。這讓筆者想起了皇帝新衣的故事,張大概就是那個說皇帝啥也沒穿的小孩。

其實,這個不完美的小孩并不簡單。1984年4月21日,張以一篇《以價格體制改革為中心,帶動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論文入選著名的“莫干山會議”,摘要發表在同年6月的《經濟日報》上,因其最早提出“價格雙軌制最終取消牌價”為經濟改革做出的貢獻,于2011年獲得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此后的張維迎一發不可收拾。《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和《企業理論與中國企業改革》先后出版,《經濟研究》1995-1997年間論文引證統計,張的論文被引證的次數排名第一,其中《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名列單篇第一。

張維迎花時間最多的是對中國企業家的研究。在一個論壇上發言時,他把自己的研究分成三個階段。1983-1989年:從經濟-社會變遷看企業家精神的重要性;1990-2008年:打開企業黑箱,從企業家精神理解企業制度;2009-2019年:從企業家決策和職能角度理解經濟增長和市場運行。張說,他研究企業家36年了,直到最近幾年才真正徹底明白了企業家精神是什么,為什么企業家是市場的靈魂、經濟增長和產業變遷的主要推動力。張強調,經濟學家的職責是捍衛企業家精神發揮作用的自由和法治環境,而不是給企業家出主意如何經營,更不能幫助政府制定抑制和扭曲企業家精神的政策。

張之所以用30多年的時間研究企業家,源于企業家的作用非常重要且無可替代。這一點筆者深表同意。今天的任正非就是最好的例證。極目而望,有哪個國企的領導能做到任正非這樣?使勁撥拉,又有哪個民營企業家能與任正非比肩作戰?

在當年的情勢下,只有周其仁等少數幾位教授冒著被“亂噴”的風險參與辯論,其中,薛兆豐發表在《財經時報》的一篇文章說得比較到位:“說到眼前的爭議,我認為輿論失去了重心。顧雛軍被捕又怎樣……張維迎是為產權改革的大是大非作判斷,而司法部門對顧雛軍的指控是關于其公司內部的操作,誰曾用事實說明或用推理證明過兩者有什么關系?多年后,薛受聘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因為網上授課十分火爆,被指冒充北大教授騙錢,轉身離去,這是后話。

躺槍的還有劉歡

山東是人口大省,古有“闖關東”一說,就是窮的吃不上飯時挑著擔子往東北跑。山東有個欠發達的縣級市叫諸城。上了點年紀的人大概還記得“陳賣光”,這人賊大膽把市里的國有企業都賣了。按后來郎咸平的觀點,這人應該進“秦城”的。

上世紀90年代初,時任諸城市長的陳光,對治下150家市屬獨立核算企業進行審計。結果103家虧損,43家資不抵債。當時諸城有18000人吃財政飯,但財政收入不足8000萬元,干部工資不能按時發放。半死不活的國企和入不敷出的財政,既是諸城當時的真實狀況,也是當年全國的一個縮影。眼瞅著多數企業無法生存下去,陳光在短短的15個月內一口氣把國企包括幾十家集體企業幾乎都賣了。在姓資姓社還要討論的年代,陳的做法可謂冒著殺頭之罪。相比之下,顧雛軍只坐了7年牢還算幸運的。要不是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朱镕基的三天考察,保不齊陳光真就歇菜啦。諸城趟出的路子正是:承包、出售、資產債務重組,實現國企轉制。

彼時,想賣光國企特別是地方國企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以至于經濟學界還討論了好一陣子“靚女先嫁”還是“丑女先嫁”,經濟學界的大咖吳敬璉、厲以寧等都紛紛建言。

事實上,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就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式確定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明確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是“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提出現代企業制度的典型特征則是: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

國資委原副主任邵寧在一次讀書會上說,在改革初期,我們面對超過200萬家國有和集體企業,職工人數達到1.1億人,其中國有企業8000萬人,集體企業則超過3000萬人。這些企業絕大部分是計劃經濟時期建立的,其體制機制、布局結構、社會定位和職工觀念與市場經濟完全無關。要把這么龐大的經濟體系從計劃經濟轉到市場經濟,這就是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任務,難度非常大。

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國企的三角債等各種因素,加劇了國有企業的生存壓力。1998年,國有企業職工人數銳減到5200萬人,而原為4000萬人的集體企業職工也減少到1000多萬人,這減少的幾千萬原國有和集體企業的職工,除一部分直接轉到非公有制企業外,大部分人都有一段或長或短的下崗或失業的經歷。當年的“兩會”期間,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镕基說:“我抱著粉身碎骨的決心來干這件事!”如果每個原本旱澇保收的職工按人均四口之家算,下崗影響著上億人的生存,弄不好總理真得粉身碎骨呀?

“昨天所有的榮譽,已變成遙遠的回憶。勤勤苦苦已度過半生,今夜重又走入風雨。我不能隨波浮沉,為了我至愛的親人。再苦再難也要堅強,只為那些期待眼神……”著名歌手劉歡傾情演唱了陳濤作詞、王曉峰作曲的這首“重頭再來”,原本是想鼓勵下崗人員,卻被罵成是本世紀最喪盡天良的歌,那些無助、憤怒的人,把大批人員失業、領不到救濟金的鍋蓋在一個歌手的頭上。據傳,后來劉歡再也不唱和政治搭邊的歌了。

面對國企困境,各地出臺了招商引資的稅收、土地等優惠政策,目的就是解困。因為其普遍性,急待處理的資產太多,價格自然上不去,而資金則成了稀缺資源。在這種背景下,容桂鎮急于賣掉已經被ST的科龍也是大勢所趨。科龍已經連續兩年虧損,大股東又欠上市公司兩億多元。當時,在制造業,沒有什么民營企業能一下子拿出那么多現金收購,銀行的貸款又不允許股權投資,那時的PE股權投資基金也沒有現在這么發達。地方政府協助顧在注冊資本金驗資方面的違規行為,大概也是出于無奈。如果追究責任,不應該單方面選擇性執法。更何況,收購后,顧還免除了科龍原大股東的欠款。

廣東是對民營經濟開放最早的地區,也因此成為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相比之下,東北老工業基地大型國企眾多,發展民營經濟緩慢,至今經濟狀況不容樂觀。

東北緣何屢振不興

說起大東北,“投資不過山海關”這句話讓筆者這個東北人顏面掃地。就拿筆者的家鄉、曾經山清水秀的老工業重鎮齊齊哈爾來說吧,作為重工業生產基地的齊齊哈爾市,一重、一機床、二機床、建華廠、和平廠、華安廠、車輛廠……國企林立,坐擁數個大型兵工廠,人人有工作、家家有飯吃,按照馬克思理論的“六項扣除”,每個月半斤肉四兩油的日子雖苦倒也悠閑自得,幾乎是夜不閉戶,即使是大躍進時期也未曾餓死過一個人。可慢慢地,訂單沒了,工資也開不出來了,大多數國企難以維持日常開銷,不得已只能“減人增效、分離輔助”,說白了就是下崗。這樣的經濟基礎,不大力發展民營經濟,真的沒活路。但是,同在紅旗下,為什么南方北方差距越拉越大呢?道理很簡單,發展民營企業,就需要一個良好的營商環境。看看筆者家鄉的“父母官”,哪個企業家敢投資呢?

1.2000年至2012年,楊信先后擔任市委副書記、代市長、市長、市委書記,家產3億多元,46套房子。一審被判15年。

2.2010年至2016年,韓冬炎先后擔任市委副書記、副市長、代市長、市長、市委書記。已雙開,正在接受司法調查。

連續兩任市委書記,前后19年主政黑龍江第二大城市,這個地方的老百姓不被帶溝里才怪呢。更何況,每個大員倒下,都會帶出窩案,市長林秀山、市委常委鄧曉軍、組織部長胡福綿、政法委書記夏繼明、副市長黃宇……打住吧,省省大家的眼球。這種政商環境下,誰敢來投資?

微信公號“中國工業報”曾在2019年4月發表過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張國寶的講話,講話中談到東北兩個著名的機床廠沈陽機床和大連機床,時至2003年國家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時,這兩家企業已經奄奄一息,而大連光洋機床廠則是一家規模很小的民營企業。張國寶曾經提議讓這三家企業聯合開發數控機床,但各自為政聯合不起來。結果是十幾年后,大連機床破產重整,沈陽機床因經營不下去而被一家央企收購。

從更宏大的視角來看,實行大一統國有經濟,曾經是全球多個國家治理模式的廣泛嘗試。經過多年的實踐后,各國紛紛做出重大調整,蘇東解體與國家管理體制的選擇不無關系。中國,因及時推行改革開放、發展非公有經濟等措施,避免了一場無準備的“巨變”。

其實,并非中國人笨,弄不好國企,國企不行是全球的普遍現象。世界上幾乎所有的經濟發達國家,國有經濟比重都非常小。歷史上,英國曾經是個國有經濟占比較高的國家。二戰后,英國經濟受到重創。工黨首相艾德禮為增加就業大面積推行國有化,這也是工黨的理念。早在1918年,英國工黨就宣布了它的社會主義目標,同年2月還把“工黨要盡最大努力使私有制和被它毀滅的千百萬生命一同埋葬”寫進黨章。但是,國有企業并沒有真正挽救英國經濟,直到撒切爾夫人執掌唐寧街10號,私有化重塑了英國的基本經濟結構。后任工黨首相布萊爾,不僅沒有把撒切爾的政策推倒重來,還在這個基礎之上更加邁進一步,成功修改了工黨黨章的第四條第四款,以新工黨的提法放棄了原有的社會主張 。

叁:郎咸平的是非漩渦

從一個知名學者到緋聞纏身,由網民口中的“郎監管”到“郎渣”,郎咸平經歷了怎樣的風雨人生?

“不俗”之人

可以說,從質疑德隆的初露崢嶸,到炮轟國企改制、在以顧雛軍鋃鐺入獄為結局的“郎顧之爭”中大獲全勝,郎咸平確實站上了人生巔峰,甚至成了網上民意的代言人。

然而,郎此后10多年的數次“神操作”,逐漸耗光了他的個人信用和道德光環。

從NYU解聘秘辛、與小三的官司糾纏、訪談郭美美母女過于明顯的傾向性立場,最后到為一串坑人的平臺站臺,輿論風評徹底轉變,網民也終于看清,在“郎顧之爭”、“郎張之爭”中站在國家和人民利益制高點、披著黃金圣衣的郎教授究竟是什么成色。

幾件事中,關于NYU終身教授為何被解聘?傳言涉多項投訴,其中性騷擾的指控最多,還涉及到違規使用公用電話私用國際長途且數額較大等。筆者曾經專程到紐約大學實地調查,但因校方有規定,不能向媒體提供證據。故傳聞未得到證實。

而對郭美美母女的訪談,是讓網友對郎先行預設立場的論辯風格開始產生懷疑。當時正是郎風頭最盛之時,國內各種論壇和節目爭相邀請。2011年,在寧夏衛視的《解碼財商》欄目中,郎咸平專訪了因為炫富導致紅十字會信任危機爆發、處于風口浪尖的郭美美母女。據說節目錄制的內容原本有對郭美美母女犀利的提問,但是沒有被播出。從已經播出的20多分鐘的訪談可以看到,郎咸平說話的時間比郭氏母女二人的還要多,在對郭美美及其母親提問時,郎還總是先為其找理由進行解釋。在問及王軍投資中紅博愛的問題中,郎咸平多次在發問之前,就已經說出一個結論。節目最后郎咸平還稱,公眾會給郭美美一個“最公正的評價”。節目播出后,一眾網友質問郎咸平是不是“托”?隨后,郭美美因為組織賭博被捕,郎咸平個人形象因此也受到一些影響。

“能者多勞”,備受財經媒體關注的郎教授,近年來還上了娛樂熱鬧話題。郎教授在與第六任妻子的婚姻存續期間給第三者繆女士和她的爸爸買了兩套房子。但在二人感情淡了之后,郎教授和第三者因為房子連打數場官司。最終在原配出馬后,成功追回900萬元房款+3年利息。這一波神操作,讓網友驚呼“不懂點經濟學和法律,連談戀愛都要吃虧啊!”。

上述事情雖然存在若干的利益勾連,畢竟與公眾關系不大,可能僅屬于“私德”領域。但郎曾經為多個問題平臺做宣傳,終于讓其人設徹底顛覆。

禍不單行

郎咸平從2011年起就多次為泛亞集團站臺,泛亞集團的產品銷售火爆與其名人效應不無關系。當時的泛亞危機爆發波及了20個省份、22萬客戶、400多億元投資,范圍之廣,金額之巨大,以至于郎咸平在酒店外被投資者們圍攻痛罵。

2016年,郎咸平又因快鹿集團資本運作事件再一次陷入危機。當時快鹿系旗下包括金鹿財行在內的若干理財平臺的兌付危機,其中僅金鹿財行的資金缺口就達3億元。雖然他在微博上極力將自己與快鹿集團撇清關系,但大家還是很快找到了郎咸平與快鹿集團在金融領域親密合作關系的證據。

郎咸平在快鹿集團的核心子公司“上海東虹橋融資擔保股份有限公司”擔任指導工作;而郎咸平的兒子郎世瑋與快鹿集團副總裁張金如一起開了一家公司——中金國創控股有限公司,郎世瑋任公司總裁。

此外,郎世瑋任CEO的上海哲琿金融信息服務有限公司與快鹿集團也有實質性的交易關系。

禍不單行,接下來鑫琦資產爆發20億元兌付危機、望洲財富董事長卷款約10億元跑路、合拍貸法人攜千萬元資金失蹤等暴雷企業,網民驚訝地發現,郎咸平都曾為其站過臺。早在2014年,郎咸平的出場費就已到了數十萬元之高,能請郎咸平站臺的公司看來也是下了血本的,而數十萬投資者則悲催地跳入坑中。關于郎顧之爭的最新消息是,顧雛軍在初嘗勝果后,開始把炮口對準積怨已深的郎咸平,他聲稱郎充當了競爭對手的棋子。由此看來又要掀起另一場血雨腥風了。

從NYU到香港大學再到長江商學院,一個知名教授因與小三的官司鬧得沸沸揚揚也就罷了,最終因為為騙子站臺而人設崩塌,在世人眼中,郎咸平從一個經世濟國的知名經濟學家,淪落為一個追逐利益的商人。這不但毀了郎此前樹立的偉岸形象,還引發人們徹底懷疑其炮轟民企的真實動機。

對于顧雛軍的指責,這一次沉默的是郎咸平。對于顧案的改判,郎咸平恐怕早已無心戀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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