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雛軍的罪與張維迎的鍋(下)
2019年11月1日 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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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顧之爭”的硝煙早已散去,但歷史積怨卻難以消融。如若因顧案的反轉能引發人們回歸到理性討論國有企業改制發展的正確軌道上來,能夠警示有關部門依法辦事,或許對中國目前的政商、營商環境改善起到相當積極的作用。 ?

本刊記者?? 周正/文

上篇:張維迎的鍋

企業家,他跟一般人不一樣,他就是有信心。別人認為不行而他認為行的事兒,即使大多數人都認為不行,他還是會認為行,而且還會繼續往下做。我覺得,這種精神,只有少數人才有。

——張維迎

橫掃民企之“郎旋風”

2004年,郎咸平風頭無兩。

6月17日,搜狐網刊登了時任首席經濟顧問郎咸平的專欄文章:質疑TCL股權改革方案。7月底,又推出了《四問海爾管理層》;8月3日,郎咸平在復旦大學發表《格林柯爾:在國退民進的盛宴中狂歡》的演講,同名文章發表在當月的《新財富》雜志上,彼時郎咸平還兼任《新財富》首席經濟學家;8月11日,《經濟導報》刊登了《郎咸平舌戰海爾:張瑞敏身份是國家干部》;8月13日,和訊專訪郎咸平“是誰在合謀‘剝削’國有資產”;8月26日,郎咸平接受鳳凰衛視專訪:中國需要立刻停止國企產權改革。在刮起這輪炮轟民企的旋風之前,郎咸平就因劍指德隆而小有名氣。

彼時,郎咸平指責顧雛軍的罪名和指責張瑞敏、李東生的罪名如出一轍——侵吞國家財富。郎咸平說,顧雛軍號稱動用了41億元收購資金,實際投入不過3億元,用“安營扎寨、乘虛而入、反客為主、投桃報李、洗個大澡、相貌迎人、借雞生蛋”的七板斧巧取豪奪了大量國有資產。

對于郎咸平的攻擊,張瑞敏和李東生均采取了“不予理睬”的態度。

顧雛軍卻完全不顧部下的阻攔,于同年8月17日向香港高等法院遞交了起訴書,以涉嫌誹謗罪起訴郎咸平。有人接招,郎咸平求之不得。顧在香港召開媒體見面會后,輿論炮火立馬集中對準了顧雛軍。隨著顧被立案調查,郎咸平瞬間成為網紅大V,被賦予了一個響亮且極具正能量的綽號——“郎監管”,江湖人稱“平民證監會”。而那些曾經公開表態支持民營企業、發展民營經濟的學者被罵得狗血噴頭。

“郎顧之爭”被分成兩大陣營

2004年8月28日下午,北京建國門內大街7號的一間會議室里,一個“批判主導中國產權改革20年的新自由主義學派”的研討會正在進行。到會的人員有張文魁、郎咸平、楊帆、楊德明、左大培、韓德強、楊斌等人,郎咸平第一個發言。郎發言時專門強調,主辦方還邀請了吳敬璉、張維迎、林毅夫、茅于軾等人,但他們因各種原因都未到場。

國研中心企業所的張文魁就“中國是否應該停止國企產權制度改革”講了七點意見,核心觀點是國企改制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應該重視并盡快完善制度,但不應因為出現問題而否定改革方向,更不應該叫停。在場的人只有他的觀點與眾不同,承受了相當嚴厲的“商榷”。如果他能預料到更嚴厲的質疑還在網上等著他,他是否還會愿意參加這個會議呢?

從這個研討會開始,“挺郎”與“倒郎”幾乎成了是否支持國企產權制度改革的通俗評判標準。筆者也俗一回,權且把支持國企產權制度改革的學者簡稱為“倒郎派”。

除了張文魁,參加上述研討會的人都被劃入“挺郎”派。會場外面被劃為“倒郎”陣營里的人很多,最著名的當屬張維迎與周其仁兩位教授。筆者年輕時也挺好學的,沒少到北大蹭課,因為蹭課也認識了很多教授。博弈論蹭的就是張維迎的課;蹭周其仁的課很慘,教室爆滿經常在過道站3個小時,每次課下來收獲頗豐,于是私下里給周其仁改名叫“周奇人”。當然,這些老師都是站著講課。

2004年9月11日,這位向來不找事兒但也不怕事兒的“奇人”突然同意接受《經濟觀察報》的專訪:問題已經從指控三家公司侵吞國資升級為“所有產權改革都在侵吞國有資產”,“拍腦袋產生出來的產權改革思維,正是我們的國有資產大量流失到私人企業家手中的重要理論根據。”而區區在下,雖然至今尚未被郎氏攻擊波點名批判,但近20年研究的就是產權改革,白紙黑字寫下的文字,向來對產權改革的實踐和理念不遺余力。有人高調叫陣,不出來應一句太看不起人家。

最讓周其仁忍受不了的是:郎咸平已經聲明,不但要“結束‘國退民進’的產權改革”,而且要“改變國家政策的方向”,把中國變成“大政府主義的國家”。本來郎咸平們喜歡什么樣的體制,自有他們的自由,他們愿意在大政府、大國有制下討生活,我沒有意見。但是誰也不要指天劃日,非要把不愿意過那種日子的人也強拉進去。我不代表任何別人,只代表我自己。自從上世紀60年代末到東北國營農場上山下鄉,我對那種名義上是全民財產的主人,實際上眼看眼鼻子底下的浪費和揮霍都無能為力的體制早就夠了。要知道郎咸平現在討論的是國家體制,要是真按他的路線走,我自己連一句話也不曾講過,到時候何處去找后悔藥?

周在這次訪談中詳細介紹了他對科龍的看法:創業團隊的領導人叫潘寧,上世紀80年代從手敲電冰箱開始,做成南方最大的冰箱王。也是實際的產權與法律所有權脫節,雖然公司后來做到上市,但控股權還是“集體”的,其實就掌握在鎮政府手中。這樣的公司,政企分開談何容易?當年是靠潘寧等人的創業貢獻和威信,才大體維持了一個我叫做“企業家控制的企業”的格局。可是潘寧的身份也是“國家干部”,到年齡就要退。潘退下以后,公司管理有一個過渡,接著就是所在地鎮政府的頭頭憑控股權到科龍當了家。格林柯爾是從這個頭頭手里收購科龍的。撇開細節不論,我認為科龍的主要教訓就是潘寧時代沒有及時發起并完成產權制度改革。如果還是潘寧掌控科龍,或者在創業人時期就完成改制,我認為格林柯爾入主科龍不會那樣容易。所以,企業家控制權不是可靠的長期制度安排,沒有合法股權的保護、激勵和約束,控制權靠不住。我一直為當年的科龍耿耿于懷,提醒其他類似的公司要引以為戒。

郎咸平指導下的論文說,“當年顧雛軍在‘科龍改制’中途乘著‘國退民進’的東風,帶著自己的神秘資本突然降臨正處于危機之中的科龍,將‘新民企’的資本與中國家電企業長期痛苦的產權問題結合:科龍易幟,大股東順德政府套現退出。”這一點周很不認同:我認為,不是科龍改制才給了格林柯爾機會,而恰恰是科龍沒有及時改。賣出科龍的鎮政府頭頭我也拜訪過,是非常強悍的人物,要不是無路可走,絕不愿意放棄科龍的控股權。今天海爾的張瑞敏比當年潘寧年輕,大小環境也有很大不同,更重要的是海爾已經開始探索產權改制。中國出一個好公司不容易,為長治久安,不留歷史性遺憾計,惟有大膽改,加快改,千萬不要被無謂的指控嚇住。

周還把這次“郎旋風”涉及的三個案例做了小結:海爾背了大集體所有制的歷史包袱,要界定存量資產,被郎咸平先后指責為“侵吞國資”以及“侵吞大集體資產”;TCL的政府與企業家面向未來簽訂利潤分成、高管持股合約,郎咸平指責“國有資產稀釋和轉移”;科龍沒有及時改,“打工老總”到點下課,政府“老板”親自上陣打理,(ST后)落個被格林柯爾收購的下場,又被郎咸平說成是為產權改革提供了“國退民進”的盛宴。“我是想破腦袋也想不出來,到底怎樣郎咸平才覺得對?”

此前的2004年8月24日,《經濟觀察報》刊登了與《證券市場周刊》聯合采訪張維迎的重頭文章“張維迎回應郎咸平:善待為社會做出貢獻的人”,這篇文章打破了所謂“主流經濟學家的沉默”,網上開始了長達十多年對張維迎的“批判”甚至辱罵。

張維迎收沒收顧雛軍的黑錢?

?《證券市場周刊》是在2004年8月28日刊登的上述聯合采訪的文章,標題是:國企改革是國人的共識,同時還配發了“是非郎咸平”一文。

指責張的文章鋪天蓋地,特別是在顧被調查之后。2004年9月,《南方都市報》發表了署名鄢烈山的文章,指責《張維迎“站”在哪里說話》。12月,人民網帖出了:張維迎的“妓女心態”能撇清自己嗎?僅僅看著這些標題,就夠張維迎喝一壺的了。事情并未到此結束,罵張的文章并沒有因為時光進入2005年而減弱。

2005年5月,《證券日報》發文“郎咸平笑了、顧雛軍傻了、張維迎錯了”。7月,《人民日報》下屬的《國際金融報》接連發表了“郎顧之爭收尾:中國資本大鱷和主流經濟學家露出畫皮”和“科龍風暴令張維迎等反郎主將集體失語——怕什么?”兩篇雄文。8月,《國際在線》署名王石川的文章更直接:張維迎的道德底線在哪里?9月,《IT時代周刊》發文:張維迎收了顧雛軍的黑錢嗎?這篇文章只問不答,更沒有實證調查。

張維迎也夠心大的,兩年來被罵成“狗血”,卻還能正常講課、寫文章。張是陜西人,《西安晚報》的一篇文章著實讓他無法面對家鄉父老,標題很醒目“張維迎的羊頭與狗肉”,這家晚報的小編夠狠。

媒體人的春秋筆法讓張維迎哭笑不得。8月初,《證券時報》的一名記者撥通了他的手機,當時他正在開車,怕有急事就接了免提,記者想采訪他,他不同意。記者說你對顧被抓有什么看法,張為了盡快結束通話就說了句:我跟他不熟,也不了解情況,談不上有什么看法。第二天,這個記者的文章就發出來了,被網絡廣泛轉發,張被指責為在顧出事后進行切割。至今還能搜到人民網的文章:“張維迎:‘不熟’兩字,就能抹殺事實?”

筆者曾經問過張維迎,為何在這么敏感的時期冒冒失失地說出了與顧不熟這樣的話?張說他之前剛好看到一篇文章,在否定張文魁的觀點時說張文魁參加了科龍成立20年論壇活動,收了巨額出場費,該文故意把張維迎列在后面,意在告訴大家,說了對顧有利觀點的張維迎也是拿了好處費的。正趕上一個自稱是記者的人打電話給他,當時他正在忙,就沒好氣地說了“不要問我,我跟他不熟悉”之類的話。上篇文章僅僅是暗示也就罷了,《IT時代周刊》的報道就演變成了鐵證。2005年9月1日,該刊發表的“張維迎收了顧雛軍的黑錢嗎”文章中寫道,“據媒體報道,有關部門已發現了科龍轉賬給張維迎、張文魁等經濟學家的巨額轉賬支票票據。”該刊既沒有說明是哪家媒體,也沒有曬出支票票根這個有力證據,更沒有說巨額到底是多少。筆者也曾問過張維迎收顧大額黑錢的事兒,他說他連顧雛軍的一口水都沒喝過。這一點,顧雛軍應該最清楚。

這兩篇文章在網絡上瘋傳,《中國青年報》這樣的官媒的加入,幾乎坐實了張維迎就是企業家而且是“問題企業家”利益集團的代言人。

為什么是張維迎

張維迎青年時期就已成名,發表過相當多非常有分量的學術文章,長期從事企業理論研究,在早期經濟改革時期建言獻策深得社會各界的認可。為何一句要善待對社會有貢獻的企業家,就招來這么多的罵名?

他的同事和老鄉,北京大學金融經濟學教授宋國青是這樣評價的:廣場上,陽光明媚,一個頭頂上有個虱子的禿子大搖大擺地走著,很多人看到了都不吱聲,張是那個會大聲說出來的人。如果此時有人辯解說那不是虱子,是個痦子時,張會說,“你錯了,不是痦子,就是個虱子嘛。”這讓筆者想起了皇帝新衣的故事,張大概就是那個說皇帝啥也沒穿的小孩。

其實,這個不完美的小孩并不簡單。1984年4月21日,張以一篇《以價格體制改革為中心,帶動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論文入選著名的“莫干山會議”,摘要發表在同年6月的《經濟日報》上,因其最早提出“價格雙軌制最終取消牌價”為經濟改革做出的貢獻,于2011年獲得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此后的張維迎一發不可收拾。《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和《企業理論與中國企業改革》先后出版,《經濟研究》1995-1997年間論文引證統計,張的論文被引證的次數排名第一,其中《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名列單篇第一。

張維迎花時間最多的是對中國企業家的研究。在一個論壇上發言時,他把自己的研究分成三個階段。1983-1989年:從經濟-社會變遷看企業家精神的重要性;1990-2008年:打開企業黑箱,從企業家精神理解企業制度;2009-2019年:從企業家決策和職能角度理解經濟增長和市場運行。張說,他研究企業家36年了,直到最近幾年才真正徹底明白了企業家的精神是什么,為什么企業家是市場的靈魂、經濟增長和產業變遷的主要推動力。張強調,經濟學家的職責是捍衛企業家精神發揮作用的自由和法治環境,而不是給企業家的出主意如何經營,更不能幫助政府制定抑制和扭曲企業家精神的政策。

張之所以用30多年的時間研究企業家,源于企業家的作用非常重要且無可替代。這一點筆者深表同意,今天的任正非就是最好的例證。極目而望,有哪個國企的領導能做到任正非這樣?使勁撥拉,又有哪個民營企業家能與任正非比肩作戰?

當年的情勢下,只有周其仁等少數幾位教授冒著被“亂噴”的風險參與辯論,其中,薛兆豐發表在《財經時報》的一篇文章說得比較到位:“說到眼前的爭議,我認為輿論失去了重心。顧雛軍被捕又怎樣……張維迎是為產權制度改革的大是大非做判斷,而司法部門對顧雛軍的指控是關于其公司內部的操作,誰曾用事實說明或用推理證明過兩者有什么關系?”多年后,薛受聘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因為網上授課十分火爆,被指冒充北大教授騙錢,轉身離去,這是后話。

躺槍的還有劉歡

山東是人口大省,古有“闖關東”一說,就是窮得吃不上飯時挑著擔子往東北跑。山東有個欠發達的縣級市叫諸城。上了點年紀的人大概還記得“陳賣光”,這人賊大膽把市里的國有企業都賣了。按后來郎咸平的觀點,這人應該進“秦城”的。

上世紀90年代初,時任諸城市長的陳光,對治下150家市屬獨立核算企業進行審計。結果103家虧損,43家資不抵債。當時諸城有18000人吃財政飯,但財政收入不足8000萬元,干部工資不能按時發放。半死不活的國企和入不敷出的財政,既是諸城當時的真實狀況,也是當年全國的一個縮影。眼瞅著多數企業無法生存下去,陳光在短短的15個月內一口氣把國企包括幾十家集體企業幾乎都賣了。在姓資姓社還要討論的年代,陳的做法可謂冒著殺頭之罪。相比之下,顧雛軍只坐了7年牢還算是幸運的。要不是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朱镕基的三天考察,保不齊陳光真就歇菜啦。諸城蹚出的路子正是:承包、出售、資產債務重組,實現國企轉制。

彼時,想賣光國企特別是地方國企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以至于經濟學界還討論了好一陣子“靚女先嫁”還是“丑女先嫁”,經濟學界的大咖吳敬璉、厲以寧等都紛紛建言。

事實上,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就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式確定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明確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是“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提出現代企業制度的典型特征則是: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

國資委原副主任邵寧在一次讀書會上說,在改革初期,我們面對超過200萬家國有和集體企業,職工人數達到1.1億人,其中國有企業8000萬人,集體企業則超過3000萬人。這些企業絕大部分是計劃經濟時期建立的,其體制機制、布局結構、社會定位和職工觀念與市場經濟完全無關。要把這么龐大的經濟體系從計劃經濟轉到市場經濟,這就是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任務,難度非常大。

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國企的三角債等各種因素,加劇了國有企業的生存壓力。1998年,國有企業職工人數銳減到5200萬人,而原為4000萬人的集體企業職工也減少到1000多萬人,這減少的幾千萬原國有和集體企業的職工,除一部分直接轉到非公有制企業外,大部分人都有一段或長或短的下崗或失業的經歷。當年的“兩會”期間,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镕基說:“我抱著粉身碎骨的決心來干這件事!”如果每個原本旱澇保收的職工按人均四口之家算,下崗影響著上億人的生存,弄不好總理真得粉身碎骨呀?

“昨天所有的榮譽,已變成遙遠的回憶。勤勤苦苦已度過半生,今夜重又走入風雨。我不能隨波浮沉,為了我摯愛的親人。再苦再難也要堅強,只為那些期待眼神……”著名歌手劉歡傾情演唱了陳濤作詞、王曉峰作曲的這首“重頭再來”,原本是想鼓勵下崗人員,卻被罵成是本世紀最喪盡天良的歌,那些無助、憤怒的人,把大批人員失業、領不到救濟金的鍋蓋在一個歌手的頭上。據傳,后來劉歡再也不唱和政治搭邊的歌了。

面對國企困境,各地出臺了招商引資的稅收、土地等優惠政策,目的就是解困。因為其普遍性,亟待處理的資產太多,價格自然上不去,而資金則成了稀缺資源。在這種背景下,容桂鎮急于賣掉已經被ST的科龍也是大勢所趨。科龍已經連續兩年虧損,大股東又欠上市公司兩億多元。當時,在制造業,沒有什么民營企業能一下子拿出那么多現金收購,銀行的貸款又不允許股權投資,那時的PE股權投資基金也沒有現在這么發達。地方政府協助顧在注冊資本金驗資方面的違規行為,大概也是出于無奈。如果追究責任,不應該單方面選擇性執法。更何況,收購后,顧還免除了科龍原大股東的欠款。

廣東是對民營經濟開放最早的地區,也因此成為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相比之下,東北老工業基地大型國企眾多,發展民營經濟緩慢,至今經濟狀況仍不容樂觀。

東北緣何屢振不興

說起大東北,“投資不過山海關”這句話讓東北人顏面掃地。以齊齊哈爾為例,作為重工業生產基地的齊齊哈爾市,一重、一機床、二機床、建華廠、和平廠、華安廠、車輛廠……國企林立,坐擁數個大型兵工廠,人人有工作,家家有飯吃,按照馬克思理論的“六項扣除”,每個月半斤肉四兩油的日子雖苦倒也悠閑自得,幾乎是夜不閉戶,即使是大躍進時期也未曾餓死過一個人。可慢慢地,訂單沒了,工資也開不出來了,大多數國企難以維持日常開銷,不得已,只能“減員增效,分離輔助”,說白了,就是下崗。這樣的經濟基礎,不大力發展民營經濟,真的沒活路。但是,為什么南方北方差距越拉越大呢?道理很簡單,發展民營企業,就需要一個良好的營商環境。看看齊齊哈爾曾經的“父母官”,哪個企業家敢投資呢?

1.2000年至2012年,楊信先后擔任市委副書記、代市長、市長、市委書記,家產3億多元,46套房子。一審被判15年。

2.2010年至2016年,韓冬炎先后擔任市委副書記、副市長、代市長、市長、市委書記。已雙開,正在接受司法調查。

連續兩任市委書記,前后19年主政黑龍江省第二大城市,這個地方的老百姓不被帶溝里才怪呢。更何況,每個大員倒下,都會帶出窩案,市長林秀山、市委常委鄧曉軍、組織部長胡福綿、政法委書記夏繼明、副市長黃宇……這種政商環境下,誰敢來投資?

微信公眾號“中國工業報”曾在2019年4月發表過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張國寶的講話,講話中談到東北兩個著名的機床廠——沈陽機床和大連機床,時至2003年國家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時,這兩家企業已經奄奄一息。大連光洋機床廠則是一家規模很小的民營企業。張國寶曾經提議讓這三家企業聯合開發數控機床,但各自為政聯合不起來。結果是十幾年后,大連機床破產重整,沈陽機床因經營不下去而被一家央企收購。

從更宏大的視角來看,實行大一統國有經濟,曾經是全球多個國家治理模式的廣泛嘗試。經過多年的實踐后,各國紛紛做出重大調整,蘇東解體與國家管理體制的選擇不無關系。中國因及時推行改革開放、發展非公有經濟等措施,避免了一場無準備的“巨變”。

其實,并非中國人笨,弄不好國企,國企不行是全球的普遍現象。世界上幾乎所有的經濟發達國家,國有經濟比重都非常小。歷史上,英國曾經是個國有經濟占比較高的國家。二戰后,英國經濟遭受重創。工黨首相艾德禮為增加就業大面積推行國有化,這也是工黨的理念。早在1918年,英國工黨就宣布了它的社會主義目標,同年2月還把“工黨要盡最大努力使私有制和被它毀滅的千百萬生命一同埋葬”寫進黨章。但是,國有企業并沒有真正挽救英國經濟,直到撒切爾夫人執掌唐寧街10號,私有化重塑了英國的基本經濟結構。后任工黨首相布萊爾,不僅沒有把撒切爾的政策推倒重來,還在這個基礎之上更加邁進一步,成功修改了工黨黨章的第四條第四款,以新工黨的提法放棄了原有的社會主張 。

下篇:郎咸平的是非漩渦

從一個知名學者到緋聞纏身,由網民口中的“郎監管”到“郎渣”,郎咸平經歷了怎樣的風雨人生?

“不俗”之人

可以說,從質疑德隆的初露崢嶸,到炮轟國企改制、在以顧雛軍鋃鐺入獄為結局的“郎顧之爭”中大獲全勝,郎咸平確實站上了人生巔峰,甚至成了網上民意的代言人。

然而,郎此后十多年的數次“神操作”,逐漸耗光了他的個人信用和道德光環。

從紐約大學(NYU)解聘秘辛、與小三的官司糾纏、訪談郭美美母女過于明顯的傾向性立場,最后到為一串坑人的平臺站臺,輿論風評徹底轉變,網民也終于看清,在“郎顧之爭”、“郎張之爭”中站在國家和人民利益制高點、披著黃金圣衣的郎教授究竟是什么成色。

幾件事中,關于NYU終身教授為何被解聘?傳言涉多項投訴,其中性騷擾的指控最多,還涉及到違規使用公用電話私用國際長途且數額較大等。筆者曾經專程到紐約大學實地調查,但因校方有規定,不能向媒體提供證據,故傳聞未得到證實。

而對郭美美母女的訪談,是讓網友對郎先行預設立場的論辯風格開始產生懷疑。當時正是郎風頭最盛之時,國內各種論壇和節目爭相邀請。2011年,在寧夏衛視的《解碼財商》欄目中,郎咸平專訪了因為炫富導致紅十字會信任危機爆發、處于風口浪尖的郭美美母女。據說節目錄制的內容原本有對郭美美母女犀利的提問,但是沒有被播出。從已經播出的二十多分鐘的訪談可以看到,郎咸平說話的時間比郭氏母女二人的還要多,在對郭美美及其母親提問時,郎還總是先為其找理由進行解釋。在問及王軍投資中紅博愛的問題中,郎咸平多次在發問之前,就已經說出一個結論。節目最后郎咸平還稱,公眾會給郭美美一個“最公正的評價”。節目播出后,一眾網友質問郎咸平是不是“托”?隨后,郭美美因為組織賭博被捕,郎咸平個人形象因此也受到一些影響。

“能者多勞”,備受財經媒體關注的郎教授,近年來還上了娛樂熱鬧話題。郎教授在與第六任妻子的婚姻存續期間給第三者繆女士和她的爸爸買了兩套房子。但在二人感情淡了之后,郎教授和第三者因為房子連打數場官司。最終在原配出馬后,成功追回900萬元房款+3年利息。這一波神操作,讓網友驚呼“不懂點經濟學和法律,連談戀愛都要吃虧啊!”

上述事情雖然存在若干的利益勾連,畢竟與公眾關系不大,可能僅屬于“私德”領域。但郎曾經為多個問題平臺做宣傳,終于讓其人設徹底顛覆。

禍不單行

郎咸平從2011年起就多次為泛亞集團站臺,泛亞集團的產品銷售火爆與其名人效應不無關系。當時的泛亞危機爆發波及了20個省份、22萬客戶、400多億元投資,范圍之廣,金額之巨大,以至于郎咸平在酒店外被投資者們圍攻痛罵。

2016年,郎咸平又因快鹿集團資本運作事件再一次陷入危機。當時“快鹿系”旗下包括金鹿財行在內的若干理財平臺的兌付危機,其中僅金鹿財行的資金缺口就達3億元。雖然他在微博上極力將自己與快鹿集團撇清關系,但大家還是很快找到了郎咸平與快鹿集團在金融領域親密合作關系的證據。

據報道,郎咸平在快鹿集團的核心子公司“上海東虹橋融資擔保股份有限公司”擔任指導工作;而郎咸平的兒子郎世瑋與快鹿集團副總裁張金如一起開了一家公司——中金國創控股有限公司,郎世瑋任公司總裁。

此外,郎世瑋任CEO的上海哲琿金融信息服務有限公司與快鹿集團有實質性的交易關系。

禍不單行,接下來鑫琦資產爆發20億元兌付危機、望洲財富董事長卷款約10億元跑路、合拍貸法人攜千萬元資金失蹤等爆雷企業,網民驚訝地發現,郎咸平都曾為其站過臺。早在2014年,郎咸平的出場費就已到了數十萬元之高,能請郎咸平站臺的公司看來也是下了血本的,而數十萬投資者則悲催地跳入坑中。

關于“郎顧之爭”的最新消息是,顧雛軍在初嘗勝果后,開始把炮口對準積怨已深的郎咸平,他聲稱郎充當了競爭對手的棋子。由此看來又要掀起另一場血雨腥風了。

從NYU到香港大學再到長江商學院,一個知名教授因與小三的官司鬧得沸沸揚揚也就罷了,最終因為為騙子站臺而人設崩塌,在世人眼中,郎咸平從一個經世濟國的知名經濟學家淪落為一個追逐利益的商人。不但毀了此前樹立的偉岸形象,還引發人們徹底懷疑其炮轟民企的真實動機。

對于顧雛軍的指責,這一次沉默的是郎咸平。對于顧案的改判,郎咸平恐怕早已無心戀戰。

本刊記者吳曉兵、楊練、李恒春、顏豐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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